7月7日起，当当网再次成为头条。

当天上午，当当网大股东、并已自我宣布为董事长的李国庆率人进入当当网在北京朝阳区的办公场所，用电钻等设备强行打开多个保险柜取资料，并微博宣称“接管当当并开始办公。希望俞渝配合交接”，但当天上午李国庆即被警方传唤。

7月8日夜间，朝阳区警方称已经对“李某庆”等四人“强力开锁、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扰乱了该公司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采取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李国庆为何被拘留

此前，4月26日当当网大股东李国庆率人取走公司多枚公章后，公司治权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李国庆宣布组成了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另一方面，公司另一大股东、同时也是李国庆的妻子俞渝仍然维持着原经营班子和员工团队，并保有着公司原办公场所。当当网也在正常经营。

尽管李国庆方面的股东会召集程序的法律效力成疑，难言已然合法重组董事会，但由于公章本身的实体价值较小，又存在明显的股东内部纠纷的背景，警方一般不会予以立案（详见5月4日本版文章《当当公章风波里的公司治理》）。6月13日媒体报道亦称李国庆夺章行为已经被公权力部门认定为不违法。

此次李国庆的行为似乎是夺章行为的延伸，之所以却翻了车，并非只是由于“一而再，太高调”。在夺章事件中，李国庆方属于突袭，大概是利用自己作为前任法定代表人、现任法定代表人配偶、同时也是大股东的身份权威，打了公章保管员工一个措手不及。故而，他也多次强调自己是和平交接取得了公章，否认是暴力“抢”章。

而这番从警方通报看，应该是当当方的员工并未如上次一样，故而李国庆方不得不动手用蛮力开锁、并对对方员工实施了肉体约束。这就突破了法律的界限。一是保险柜可比塑料章值钱多了；二是就算没有捆绑之类，把人堵在办公室里、好久不让出来，也是可以视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警方通报称李进入“某公司”，扰乱了“该”公司正常工作秩序，也是不把“该”公司当作李国庆管理的公司的意思。换言之，不是少数员工不配合李老板的工作，而是李老板去别人的公司捣乱。

此外，除了破坏了当当的工作场所秩序，社会观感包括网络舆情的纷扰也可能是被考虑的因素。

被拘留无碍“国庆大业”

李国庆被警方拘留，自然是他的一大挫败。但这对李国庆的损害主要在于丢面子。由于两年来他一直处于舆论争议的漩涡中，之前的负面新闻也不算少，所以达不到“人设坍塌”的程度，相对的损害也不算很大。更重要的是，这对李国庆谋求当当控制权的商战能力并无实质性的损害。

李国庆此番被拘留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治安处罚法》关于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的条款。这是行政拘留，不是刑事拘留，被限制自由的期限应该是在5-10日之间。释放后也不算是有犯罪前科，一点不妨碍他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等职务。李国庆被拘留，只是当当内战进程的一个逗号而已。

相反，拘留事件后，双方的矛盾会被进一步激化，当当对峙的格局会进一步固化。一方面，李国庆下次再带人强闯当当夺取资料的可能性将会很小，他的战线难以推进。另一方面，李国庆也更加不会退缩。从2019年10月访谈摔杯开始，李国庆好斗的性格已经昭然。先不论引发拘留的是非曲直，7月8日李国庆微博的自我认知是被人“陷于囹圄”，仇恨加深。而李国庆无论在牢房被关多久，他的股权也不会受分毫影响。7日他还宣布让多名持有当当股权的员工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让当当原高级副总裁姚丹骞代替自己出任首席执行官（CEO），显然有搭建团队、拉拢同盟、长期作战的意图。长期李俞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谈判的可能性更为渺茫。

离婚官司持久战的不确定性

2019年11月，李俞离婚纠纷已经第一次开庭，目前尚无结果。李国庆主张离婚，而俞渝以感情尚未破裂为由反对离婚。俞渝此说，除了有个人感情方面的考量外，大概也由于自己的名义股权过半数，有避免离婚导致的强制股权分割带来的冲击。

我国法律政策总体上是抑制离婚的。5月刚颁布的《民法典》甚至规定夫妻自愿协议离婚时，也有不限次数的30日强制冷静期，即任何一方可以反悔不离婚。对于起诉离婚的，法律强制法院实施调解。而司法机构对首次提起的离婚诉讼，除非有家庭暴力等严重情形，通常判决不准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后，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起诉离婚方在6个月内不得重新起诉。

抑制离婚的倾向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年轻人“闪婚”现象也攀升的宏观背景下是否合适，在此暂不多做讨论。但在夫妻共同财产包括股权的特定情形下，这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风险。

目前，当当的分裂已经成为定局。俞渝方的治理权虽然有更强的法律基础，但她们在短期内无望取回公章，按政策也无法通过简单挂失重刻公章，而只能通过漫长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李国庆作为大股东的客观存在，即便是“无理取闹”，也是公司无法回避的内患。例如，尽管俞渝方控制的“当当”微博号表示“供应商正常结算”，李国庆也表示“货款正常结算”，但这显然不会是无限制的。公司商品购销的日常交易大概还不太会受影响，但在面临“忠诚选边”的格局下，任何想和当当展开新的深度合作、投入可观资源的公司或个人无疑需要三思。

故而，面对李俞明显失和、网路骂战数论、并且已分居两年六个月的局面，司法机构若能认可夫妻感情破裂的事实，尽早判决双方离婚，将股权从夫妻共同财产归到个人名下，至少对于解决当当公司及其利益相关人员（供货商、员工）等的困扰是客观裨益的。毕竟，李俞都是商人，又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不做夫妻后，不等于公司就会解体，双方厘清产权后，可以重新展开博弈。

此外，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追求的是夫妻所分财产价值的平衡，而不是每样财产都分割。一方提供给另一方资金补偿的话，是有望获得全部股权的。倘若双方都表示宁可自己出钱，让对方从公司出局，则法院可以主持竞标，即让愿意付出更高的资金补偿额的一方收购另一方的股票。

“夫妻劫”需夫妻解

我国实施夫妻财产的法定共同所有制，即除非夫妻签订特别的财产协议，否则夫妻婚后取得的财产（生产经营所得、股权等）按共有处理。实践中的处置甚至更为僵化，例如房产证即便只写一个人姓名，也要求夫妻双方到场。

由于夫妻离婚引发的公司治理危机，最著名的例子是2010年11月当时在视频网站领跑的土豆网在美国筹备上市时，创始人王微已经被判决离婚的前妻申请法院冻结土豆公司的股权，导致土豆网上市推迟到了2011年8月，但这大半年内恰逢中国概念股泡沫破灭，公司估值跳水，从此落后于优酷网，并被竞争对手优酷网并购。

与之类似但影响相对较小的是：2009年赶集网创始人杨浩然的妻子在美国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财产，随后还发生了男方声称双方当初未亲自办理结婚登记、主张婚姻无效，又将公司股权赠送给弟弟等波折。在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中，2013年赶集网的对手58同城率先实现美国上市，并于2015年收购赶集网。

在土豆事件后，投资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土豆条款”的思路来应对原大股东的离婚风险。显然，投资人无法禁止大股东离婚。但会对大股东的感情状态进行调研，然后简单处理的模式是要求配偶方放弃公司股权，但这一般只能适用于对公司本来就无直接贡献的“内助型”配偶。复杂一点的模式是要求夫妻双方签字保证不在上市前做出影响夫妻关系的事情，特别是提起离婚诉讼、影响股权架构稳定，否则他们就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或触发其他投资者的买入或卖出股权的期权（option），或触发当事人被解职董事、暂时不能参与管理。

这些措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操作起来会有多种变化，未必能保证100%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对李俞当当而言，其实适用性不强。因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公司的风险投资者们担心公司的前途而要做预先防范，而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家庭里出了问题。这样的“夫妻劫”也只能靠夫妻自己来化解了。

当当何去何从，局面取决于李俞二人的取舍。2019年时，一些公司治理书籍还将李俞作为夫妻能够分工合作的典范，而与SOHO中国潘石屹、张欣夫妻并列。确然，当当是从1999年至今安然穿越过商业盛衰周期的老公司，当年赴美上市的B2C中国概念第一股，二人也并非缺乏智慧之辈。

俞渝7月9日呼吁社会不要抹黑夫妻创业、不要抹黑有股东争议的公司。这个道理很对，夫妻分手导致的风险只是公司运营风险的一个小类别而已，无需特别夸大。俞渝还提出绝大多数企业家在不断邀请职业经理人加入，亦表现了开放的心态。

或许，像当年国美的“黄陈之争”落幕的方式一样，引入大投资者、引入第三方的专业管理团队，盘活新局面，也是可以选择的增量思路。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观察报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特约研究员）